本书以创办于晚清的上海格致书院为例，从教育体制、西洋观、实学、国防、重商、实业及财金等多个角度，揭示了在近代社会变革中民间知识分子逐渐从传统向近代嬗变的思想历程，全方位地阐述了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一定程度弥补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确失，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晚清思想界的全貌。

《格致书院课艺》汇选上海格致书院於1886-1894年间所举行的历次季考之优胜课艺, 原辑为十五册, 此次影印, 合为四册予以出版 ; 并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教授撰写长篇导论, 对上海格致书院及《格致书院课艺》作为较为翔实的介绍评析。

《格致书院课艺》汇选上海格致书院於1886-1894年间所举行的历次季考之优胜课艺, 原辑为十五册, 此次影印, 合为四册予以出版 ; 并特邀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教授撰写长篇导论, 对上海格致书院及《格致书院课艺》作为较为翔实的介绍评析。

本书是19世纪后期出版的上海话著作，书中反映的都是晚清时代的社会历史风貌。本书底本为《土语指南》，1889年初版，1908年法国天主教上海土山湾慈母堂第二次印行，书中一半为上海话汉字，另一半是对上海话发音的字母注音和法文翻译。语言本土化翻译得十分流畅成功，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最多的一本书，它也是一本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和各种民间俗事的范本。通过本书，可以较全面地了解和考察19世纪末上海话基本面貌。 本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为“应对须知”、“官商吐属”两部分，下卷为“使令通话”。书中每章都是一件新闻或一个故事，主题实为晚清时代的上海人，因候缺、坐馆、经商、游玩而旅居北京的各种对话场景，如彼此祝贺候补得缺、上任送别，颂扬朝廷“大人们侪好，侪有本事”，所以“多化外任官府，亦侪学好者”。交换官场讯息，如某知县因破获不了盗案被革职，卸任时暴露出官库亏空问题而被责限期退...(展开全部)

《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作者邵建，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且看他那惯见的春阳般的笑容)，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风)。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闪电并不能驱散黑暗，且复归于黑暗，同时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刚才的照亮。当闪电消歇之后，战胜黑暗的是阳光。和闪电相比，阳光不迅即，却持久；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连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与黑暗交锋，黑暗是在阳光面前一步步退却，消解于无形。

《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作者邵建，阳光与闪电是面对黑暗的两种方式，在比较的意义上，温和的胡适不妨是阳光(且看他那惯见的春阳般的笑容)，犀利的鲁迅当然更合适是闪电(包括他的眼神和文风)。闪电以它的锐利，可以刺穿黑暗，让黑暗现出原形。但，闪电并不能驱散黑暗，且复归于黑暗，同时使黑暗更黑暗：因了它刚才的照亮。当闪电消歇之后，战胜黑暗的是阳光。和闪电相比，阳光不迅即，却持久；它不是在黑暗中穿刺，而是在黑暗的外面将黑暗连根拔起。不妨看地平线上的黎明，阳光与黑暗交锋，黑暗是在阳光面前一步步退却，消解于无形。

这部法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与其说是一部关于个人、思想和作品的历史（其实也确实是这么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在回顾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和萨特时代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事件迭出、动荡不安的岁月，也领略了它们的象征意义；我们又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那些来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他们都曾试图用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纪。透过这些鲜活的形象，法国20世纪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象征知识分子时代开始的德雷福斯事件到敲响知识分子世纪末日丧钟的萨特和阿隆的逝世。不过，米歇尔·维诺克对知识分子末日的说法仍有怀疑……

这部法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与其说是一部关于个人、思想和作品的历史（其实也确实是这么一部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不如说是一部记述这些人之间的友谊、冲突或者仇恨的历史。在回顾巴雷斯时代、纪德时代和萨特时代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些事件迭出、动荡不安的岁月，也领略了它们的象征意义；我们又看到了那些有血有肉的鲜活的人物——那些来自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和配角，他们都曾试图用各自的思想和行动来影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那个世纪。透过这些鲜活的形象，法国20世纪的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象征知识分子时代开始的德雷福斯事件到敲响知识分子世纪末日丧钟的萨特和阿隆的逝世。不过，米歇尔·维诺克对知识分子末日的说法仍有怀疑……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

现代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不再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而是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其一是国家与社会的断裂，其二是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在这样一个乱局之中，知识分子与国家不仅去了内在的体制关联，而且对国家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而大批知识精英离开家乡，离开乡村，进入都市，又意味着他们脱离传统的民间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血缘、地缘和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中枢，现代知识分子不仅疏离了国家，而且也游离了社会，成为无所依附的自由漂浮者。